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几周后，一场原定由书记郑一鸣亲自主持的“县委重点工作推进会”临时改为常务副县长林承远主持。原因是“书记临时赴市里开紧急协调会”，但张万霖心里清楚：
“书记故意缺席，是在看你们怎么唱这出戏。”
会上，林承远一改以往沉默寡言风格，语气咄咄逼人，对多个办口工作的安排频频提出质疑。
“乡镇干部调研机制是不是动了太快？对乡镇日常事务是否干预过深？”
“内部材料审批制度为什么要把签批责任压到一个人头上？”
张万霖面不改色，一一回应，语气冷静：“县委办的每项制度都有流程依据，若林县长有不同意见，我们随时可以调整，但程序不可绕。”
林承远盯着他，脸上带着笑，话却更阴：
“制度不能当挡箭牌，出事了，谁来担责任？”
话音落下，全场一静。
张只答一句：
“出了事，我来扛。”
会场空气如骤然降温。
第二天清晨，南阳县出现一条重磅消息：负责城乡建设的副县长彭兆宏因“涉嫌严重违纪”接受组织调查。
县内官场一片哗然。
张万霖第一时间联想到，前阵子在审阅内参时，看到过一份“关于黄龙镇拆迁工程资金去向不明”的材料。文中有个“彭某批条指示隐匿分配文件”的模糊线索，属匿名上报，后未立卷。
张那时没太在意，如今想来，才觉背脊一寒。
“有人早己知道他要出事。”
当天晚上，书记郑一鸣亲自召见张，言语之间却没有丝毫慌乱，反而问：
“小张，你怎么看？”
张沉声道：“说明组织对基层腐败动手的力度在加强，也说明我们的制度建设还有短板。”
郑一鸣点点头，意味不明地笑了笑：
“有时候啊，制度也能保护人。但也看谁会用。”
张低头沉思。书记不是在夸他，而是在暗示他——现在己经走到了“必须学会用制度保护自己”的阶段了。
次日傍晚，张万霖收到一封平信，署名“故人赵星宇”。
信不长，只写了几句话：
“老同学，那年政研班的讲义你还留着吗？我最近在整理一次内审会上的旧卷宗，有一页纸落在你手上，可能是关键证据。”
张万霖看到“卷宗”“关键证据”几个字，心头一震。
赵星宇现任邻县政研室副主任，与他曾是培训时的挚友，几次在材料协作中暗有照应。那年培训时曾写过一篇关于“基层政绩评价体系腐败路径”的调研草稿，一度被班主任评价为“过于尖锐”。
后那篇草稿在班上传阅后突然“被撤”，据说有人“不满意”，而赵曾将初稿藏了一份。
如今旧信重提，显然不是“想念同学”这么简单。
张立刻回忆起那次草稿中提到的两个名字，一个正是当年在南阳县委组织部挂职的宋立功副部长，另一个则是如今己经“转到市里”的一位县政协副主席。
“一张纸，一句话，能翻人一生。”
张知道赵在提醒他——这纸若握得好，是护身符；握不好，是引信。
他决定暂不回应，却将此信压在办公桌抽屉最底层。
几天后，县委办收到市委下发的“内部参阅”材料，一份题为《关于加强对县域重点岗位中青年干部履职行为的监督研究》的红头件。
该材料特别提及：“少数中层年轻干部，急于表现、过度曝光、沉迷包装，反而产生制度风险。”
张万霖一眼看出：这是说自己。
他没首接反驳，而是在内部简报中补了一段“干部沉稳为先，制度自守”的短评，表面向上呼应，实则侧面澄清。
那天中午，县里人事科副主任苏刚悄悄对他说：“市组织部有人在打听你，听说名字己经递进了培养对象名单。”
张一愣，但没说话。
越是此刻，越不能轻举妄动。
就在这风声渐紧之时，县办副科级干部小高突然向组织科提出“调往乡镇一线锻炼”的申请。
张惊讶之余私下找他谈话：
“你怎么突然想下乡？”
小高低头答：“在办公室太累，感觉也上不去……还不如去基层拼点政绩。”
张看着他，忽而笑了笑：“这申请是谁给你建议的？”
小高抬头一愣：“……没有，自己想的。”
张没有点破。后来才知道，这背后是王绍林悄悄放话：“县委办不适合年轻人，有心气的早点走。”
此事传入书记耳中后，郑一鸣在常委会上突然提起：
“年轻干部动不动就想跑，是环境没做好，还是压力太大？”
语气平淡，但组织部长宋立功顿时皱眉。张万霖感受到：这话，是在给他“撑场子”。
县里风向微变，书记逐步淡出具体事务，常委会上的发言减少，组织部与县委办之间却来往频繁。
有人察觉出：
“书记可能在为接班做准备。”
张万霖每天处理文件、材料、协调，不动声色，但心里清楚：
有些位置，是要靠“主动扛事”得来的；但有些机会，是要靠“守口如瓶”留下的。
月底某天，张收到一封由市里转发的考核预备通知，注明：“某类重要岗位调整将参考一线干部综合调研情况”。
他望着窗外低垂的夕阳，脑中回响起书记不久前说的那句话：
“制度也能保护人，但看你怎么用。”
张知道，这次不是别人考他了，而是——轮到他开始“用人”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