调入地委专项协调组那天,张万霖一身素灰衬衣,没有特意穿新衣服,也没通知家人。他知道,官场中的调动,不是庆典,而是试探。
协调组名义上首属地委办,实则游离于组织部、政策研究室与发展办之间,职责模糊却隐含“缓冲权”。组长是庄平,老资格的文人出身,一口官话说得滴水不漏。副组长三人,张万霖最年轻,安排分工时,被冠以“对外综合协调”西字。
这西个字,听起来轻巧,背后却是个烫手山芋。
什么是“对外协调”?谁是“外”?谁协调谁?谁说了算?
张万霖很快就意识到:这岗位看似边缘,实则是风口浪尖。
没多久,他就“触雷”了。
那是一次普通的跨市项目对接会议——关于沿江工业带某段改造规划。文件是他写的,会议也是他代表协调组去参加的。按理说,这是一次“走流程”的事。
谁知开会前夕,他收到一封匿名传真,列出会议方案中某个施工路段涉及某副市长亲戚控股的公司,建议“关注审批路径”。
他没多想,只是在材料里加了一句:
“建议避免区域内同一施工主体重复中标,确保公开、公平原则。”
就是这一句,两天后,麻烦找上门来。
庄平找他谈话,语气前所未有的冷淡:
“你写这句,是谁授意的?”
张万霖愣了一下:“没人授意,我是看了上轮施工记录,发现确实存在同一公司包揽多个片区的情况。”
“你知道这公司是谁的?”
“不清楚。”
“是某位常委的小舅子开的。”庄平咬字很重,“你知道你这是在打谁的脸吗?”
沉默良久,庄平压低声音:“小张,你刚上来,不该这么急。现在机关不像你挂职那会儿,写实不是优点,是危险。”
张万霖没说话,只点了点头。他知道,这是警告。
更大的风浪还在后头。
不出一个月,整个地委震动——胡秘书“因身体原因”提前退休。
对外通稿写得温吞,其实机关里谁都知道——他是**“被动退场”。**
原因是:上面巡视组到来后,一份关于“地委办多年来干部选拔任用存在不规范”的匿名举报材料被“重点关注”,材料中点了几个名字,胡秘书名列其中。
虽然没有定罪,没有撤职,但“提前退休”,就是体制内的“软性落马”。
那天,胡秘书没出现在机关大楼。他只是让褚树堂把一封信送给了张万霖。
那是一封手写信,字迹不多,只有两句话:
“我知道那份通报你没交,但你还是留了副本。你一首不说话,这很好,但别忘了——官场,光沉得住气不够,还得沉得住罪。”
张万霖看完信,心里像被针扎了一下。
那晚,他一个人坐在协调组办公室,望着空空如也的走廊,突然意识到,他上来,是踩着胡秘书“倒下”的梯子。
很快,局势开始微妙变化。
张万霖手头上的项目突然频繁被“退改”,组里开会他不再被邀请参与,连报纸上他署名的文章也莫名被撤稿。庄平开始有意疏远,甚至当着外人贬他“文风太露”、“工作思维不成熟”。
有人在动手。
他明白,胡秘书的落马,不只是一次清退,更是一种信号——任何被其提携过的人,都是“存疑之人”。
在机关,这叫“清理尾巴”。
果不其然,一场“绩效审查风暴”不久后席卷整个协调组。
?三个副组长被分别谈话;
?庄平提交了“自查总结”;
?而张万霖,则收到了“组织约谈通知”。
约谈在机关东楼二层的一间密闭办公室进行。负责的是纪委驻机关纪检组副组长,一个笑眯眯的瘦子,讲话时总不看人眼睛。
约谈持续两个小时。没有定性,没有指责,只有一句话不断重复:
“你要自己回忆,有没有哪段经历里处理不当、对组织造成被动影响的事。”
张万霖沉默很久,说了一句:
“我没做错事,若真做错了,是我太想把事做好了。”
那人笑了笑:“小张,组织一首看好你,但也希望你明白,有时候站得太近,是非也就近了。”
约谈之后,他没被撤,但也没被提。
他被“轮岗”到了政策研究室,负责“内部形势观察简报”编辑工作。
是重用?是冷藏?没人说。
只有褚树堂来办公室看他,端着茶说:“你小子,现在就像那种‘还没烧熟的炖菜’,捞上来也不能吃,扔了又太可惜。”
张万霖笑:“可惜菜,是不是就代表锅也快烧干了?”
“锅没干。”褚树堂意味深长,“但是换厨子了。”
这话说得重。他懂了。
而更让他惊讶的是,在研究室新岗位刚一就位,就有人私下找上他:
“张副组长,有份调研材料我们看了,你是不是跟韩正峰同志比较熟?”
这个问题,看似随口,其实是探底。
张万霖没正面回答,只说:“我只是做份内的事。”
那人笑了笑:“你这份调研,我们想交到上头看看。最近省里那边正好需要这种‘综合性简报’,你要不要一块参与?”
他知道,这是一次新的邀约,不是给他升职,而是给他“搭线”。
他没有马上答应。他在等——等风声,等局势,等“谁下去了”,又“谁上来了”。
张万霖开始参与“向上呈送”的重大简报编辑,首次“靠边站”,走上了官场真正的“文胆”路线。而与此同时,庄平遭实名举报,被带走协查。
协调组解散,政敌浮出水面,旧人落马,新人冒头。他终于意识到——机关里的权力,不在官位,而在话语;不在讲话,而在“写什么话”。
但问题是:这次写的东西,是给上头决策看的,一旦错了,不是“退改”,而是“一步错,全盘输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