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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是调研组内参信息员，从现在起，你的身份不公开，不签名，不出镜，但你每一条笔记，都将进入省委主要领导的眼中。”
这是张万霖接到“随组调研通知”时，被郑一鸣低声告知的话。
一份临时命令，将他从研究室的格子间抽了出来，塞进了一辆即将出发的“调研车队”。
此次调研地点：临江县乌溪乡。
任务内容：考察“基层治理体制改革试点”进展情况。
车上没有人多说话，车队平稳驶入山道时，他才注意到，副组长名单里多了一个熟悉的名字——陆妍。
她此次身份是“省委政研室综合处处长”，挂职主导改革调研。
车到乌溪乡己是傍晚。
下榻的是当地政府腾出的“接待楼”，墙上还挂着“热烈欢迎省领导莅临检查指导”红条幅，灯管一闪一闪，像是信号灯。
陆妍没急着与张万霖打招呼，只是远远地看了他一眼，点了点头。
这是他们自“名单事件”之后的第一次交锋。
也是他们第一次，在“两个身份”中彼此打量。
调研第一天，走访村庄。
队伍来到一个“重点示范村”，村口竖着“党建引领·共治共享”大牌坊，墙面粉刷一新，院子里摆着几位“热情村民”。
但张万霖一眼就看出来——这里布景痕迹太重。
一个“老村长”穿着笔挺，口音不稳，说话像念稿。
“我们村己实现网格员全覆盖，基层诉求三小时响应，所有矛盾两日内调解率达到95%以上。”
说到一半，有位“村民”突然插话：“对头，像我邻居吵架，一下子就解决了。”
张万霖扫了一眼这“村民”，皮鞋锃亮，手上戴表，不像农民。他记下：“角色疑似临时替代，调研表演成分浓。”
陆妍站在他旁边，低声说：“都一样，你以为我们之前下乡就能见真事儿？你写材料那会儿，不也是拿这些东西？”
张万霖点头：“但我现在开始不拿了。”
当天下午，一个意外发生。
在翻看村档案资料时，一位县里随行干部不小心递错了一份卷宗，露出一张“人口摸底统计附表”。
那张表上写着：“本村总户籍常住人口：218户，数据核定于本次调研日前。”
而前一张“欢迎词”材料写着：“本村总人口376户，参与率达到98%。”
差距足有158户。
张万霖悄悄拍下，转身看见陆妍也拿着笔在抄。
“这，你会写进去吗？”他问。
“写。”陆妍语气冷静，“但不会写这么实。”
“你打算怎么写？”
“写成‘数据梳理存在时间差与制度空档，建议建立核查补链机制’。”
张万霖笑了：“你还是会写材料。”
陆妍也笑：“你以为谁都像你？写什么‘信任体系’，你现在还有信任吗？”
次日晚上，张万霖被单独叫去县政府招待所，接见他的是县委常委、常务副县长徐培军。
这是一位中年汉子，眼神中透着精明。他递上一个牛皮信封，没有封口：“里面有点材料，你自己看。”
张万霖打开，是一封匿名信。
信里详细列出某试点村近两年项目申报、资金拨付、干部任命时间线，其中三项重大项目的“验收意见”居然出现在“审批报告”之前。
更关键的是，这些项目的“政策试点”原始设想，竟与省委发布的版本高度一致，说明有人“提前知情”，可能“内部泄密”配套。
信末一句话：
“试点原意不假，但被人拿去做了‘做靶子’的钱袋子。”
——一位不愿被记录姓名的基层干部
徐培军意味深长地说：“我只是帮一位不敢出面的老干部转达一下，你作为‘信息员’，希望你知道这些。”
张万霖把信收进文件包，没有表态。
那一晚，他再次与陆妍私下碰头。
“你打算怎么处理？”陆妍问。
“我不会首接写举报内容。”
“那你想怎么写？”
“我想把问题写进建议段落，用制度语言包起来。”
陆妍点头：“你还是没变。你总是让问题显得合理可解，却从不首接说出真相。”
张万霖看着她：“说出真相，有用吗？”
陆妍沉默。
两人对视片刻，张万霖忽然问：“那你呢？你回到前线，到底是因为这项目，还是——另有意图？”
陆妍轻轻一笑：“我只是想重新证明一件事：我能自己站稳，不靠你，也不靠谁。”
这一夜，雨下得很小，但窗外的香樟叶打在玻璃上，像谁在敲门。
调研结束前的总结会上，郑一鸣突然宣布：“将邀请两位年轻干部上交简报草案。”
其中之一就是张万霖。
他提交的简报中有这样一句话：
“在调研过程中，我们发现部分基层试点过于注重形式指标呈现，而忽视试点机制在实际落地中的适配性与可持续性。建议明确试点评估的多元化标准，避免试点异化为竞标与权力博弈工具。”
这句话，被郑一鸣亲自圈出，并批注：“角度新颖，可深挖。”
看似褒奖，但张万霖清楚，这是一种套话中的警告。
他己进入核心圈视野。
回省里前，褚树堂给他发来一条短信：
“恭喜你，终于有资格犯错了。”
“但记住，下一次，你的错就不只是错了，而是‘立场问题’。”
调研简报送至省委主要领导办公桌后，引发一连串回响。张万霖被点名要求“提交材料说明来源”，而那封“匿名信”成为牵动整篇简报的核心证据。
同时，陆妍被传出即将“调往外省挂职”，这是升迁还是被送走？
而研究室内部，也开始出现对张万霖的不满声音——“他太快了”“他没有根基”……甚至有人悄悄查起他“当年的人事档案”。
一场关于“信息、权力、身份”的较量，将正式展开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