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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晨天刚擦亮，连村子里的鸡都还未完全清醒，兰红霞瘦小的身影就己经融入了江汉平原湿冷的雾气里。肩上扛着一把比她半个人还高的镰刀，背上是一个半旧的竹篓。目的地是村子外那片无主的野河滩——那里有最的猪草，但也最是低洼泥泞。
镰刀割破草茎，带起清凉的露水混合着泥土的腥气。露水很快打湿了她单薄的裤腿，冰凉的湿意刺着皮肤。手掌被粗糙的镰刀柄磨得发红，但她没有停歇，只是加快速度，把一丛丛翠绿的野草飞快地割下、拢好、塞进背篓。太阳升起来了，篓子也越来越沉，压得她幼小的脊梁微微佝偻。这重量，是她为家中那几只嗷嗷待哺的猪准备的“口粮”，是她作为“老大”在太阳升到头顶前必须完成的“任务”。
当阳光变得毒辣，她也无法休息。背篓换成了牛绳，家里的老黄牛慢悠悠地被牵到河滩边的缓坡上。她坐在树下守着，目光却常常不由自主地飘向村子东头那座破旧的土坯房——那是村里的小学堂。破窗户里隐隐传来几声咿咿呀呀的读书声，风吹散了几个断续的词句。那些声音像一把细小的钩子，挠着她的心。
她多想也能坐在那窗棂下，哪怕不是念书，只是听着、看着也好。可她不能。家里父亲沉默的叹息和母亲愁苦的眼神像无形的枷锁：弟弟要上学了，妹妹也快了。她是老大。锅灶要有人烧，猪要有人喂，牛要有人放，弟弟妹妹要有人照看……这些活儿，“不能让弟弟分心”。
没人对她说过“你也去念书”这几个字。只有爷爷奶奶偶尔的嘟囔，用浓重的荆州乡音敲打她：“女娃儿认字有啥用？早点帮屋里干活才是正经！”“老二（弟弟）是家里的根，书要给他念！你是姐姐，要让着他，帮衬屋里是天经地义！”
“老大要让着弟弟妹妹”成了刻在她命运里的紧箍咒，咒语就是那句“天经地义”。
每一次看到弟弟背上那个旧书包蹦蹦跳跳去上学时，她都会默默低下头，捏紧手里的牛绳或镰刀柄。眼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泛酸，她使劲眨回去，继续干手里的活。不怨吗？不知道。也许有那么一丁点儿，但那份委屈太微小，就像清晨草尖上的露珠，被生活的骄阳一晒，很快就蒸发了。取而代之的，是一种认命般的麻木。好像从出生起，她的背上、她的手里、她的生命价值，就理所当然地刻着一句话：你是老大，你是来做事的。
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她的肩膀在沉重的背篓和沉默的牛绳下慢慢变得厚实了些，眼神却愈发暗淡，像蒙着一层洗不掉的灰。弟弟的书本换了好几茬，妹妹们也到了能去学堂的年纪。唯独她，仿佛被永远地固定在那片河滩、那个灶台、那几只需要喂食的牲畜旁。时间像是唯独绕开了她，在她身上只留下了劳作的痕迹和一份深重的沉默。
更深的寒意，来自家中长辈无端的苛责。
爷爷脾气暴躁，奶奶则有着刻薄的小心眼。兰红霞性格沉闷，手脚虽勤快却不够伶俐讨喜，本就不得这二位的心。奶奶尤其会“寻晦气”。一次，兰红霞在灶房收拾碗筷时，一个豁口的破碗被奶奶“不小心”碰掉在地上，“哐当”一声摔得粉碎！
那碎裂声像鞭子一样抽在兰红霞心上。
“哎呀！作死哦！你个败家丫头！手脚没一点利索劲！眼睛长天上去啦？”奶奶刺耳的声音立刻响起，带着毫不掩饰的嫌弃和责难，“杵着干啥？赶紧捡起来！一点用没有！”
兰红霞不敢吭声，连一句辩解都没有，立刻蹲下身子。地上的碎瓷片边缘锋利，闪着冰冷的幽光。她伸出颤抖的手指，一片一片去捡拾那些棱角分明的残渣。粗糙的手指毫无意外地被划破了细小的伤口，血珠无声地沁了出来，沾在冰冷的瓷片上。她咬着下唇，连疼也不敢喊出来，只默默地把所有碎片，连同手上的刺痛和温热的血污，一起狠狠地攥进手心里。更多的碎片扎进皮肉，留下细小却绵密的痛感。那痛，连同奶奶的责骂声，像无数针尖刺进她本就低矮的心防。
做完这一切，她低着头，端着簸箕走出去。鲜血和瓷片混杂着冰冷的触感还留在手上，心里的伤口却在沉默中再次凝固、结痂。
割草的镰刀映着朝阳的寒光，每一次挥落都收割着她童年本就不该有的余暇；弟弟背着书包雀跃的身影跑过田埂，扬起的尘土落进她望穿学堂窗棂的眼；豁口的粗瓷碗在石阶上溅起的碎片，混着她指尖温热的血珠，每一片尖角都在讲述一个无人倾听的“生而为姐”的原罪。长姐不是称谓，是溶进骨血里的犁铧——年复一年拖行在亲情的旱裂里，犁出的沟壑种下所有人的未来，唯留给自己满手无法申诉的茧与伤。学堂的读书声是远处永远挂不上的风筝线，灶膛的火光终年灼烧，映亮她脸上烟灰比泪水更多。沉默是她与命运的唯一对白，每一次吞咽都带着祖辈使坏留下的碎瓷渣，无声无息地，沉淀在她生命最底层的年轮里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