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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政的诏书如同燎原之火，迅速传遍两京十三省。随之而来的，是旧秩序既得利益者掀起的滔天浊浪！反抗的形式五花八门，层次各异，却无一不充满了对新政刻骨的仇恨和对自身特权丧失的恐惧。
士绅地主：文斗与武斗交织
联名上书，舆论攻讦：江南苏松常等地，数百名举人、进士、致仕官员联名上书朝廷，痛陈新政“违背祖制”、“苛待士林”、“动摇国本”。他们引经据典，洋洋洒洒万言，将“摊丁入亩”污蔑为“与民争利”，将“士绅一体纳粮”斥为“败坏斯文，寒尽天下读书人之心”。这些奏疏通过各种渠道，甚至利用未被完全掌控的地方驿站，源源不断送往京城，试图在道义上给皇帝和新内阁施加压力。更有甚者，重金收买落魄文人，在市井间散布流言蜚语，编排皇帝和新政大臣的种种“劣迹”，煽动不明真相的百姓。
隐匿田产，抗拒清丈： 这是最普遍、最首接的反抗。各地豪强地主，利用宗族势力，或贿赂负责清丈的小吏（尽管新政严查，但积弊难消），或威逼利诱佃户作伪证，千方百计隐匿田产。在山东曲阜孔府田庄，孔府管事公然组织家丁，手持棍棒，将前来清丈的户部官员和少量护卫团团围住，声称“圣人田产，岂容凡俗丈量？” 在河南开封周王府，王府长史更是首接关闭府门，宣称王府田亩乃太祖钦赐，不在清丈之列，将孙应元派去的清丈队伍拒之门外。
煽动佃农，武力抗拒：在土地兼并严重、矛盾尖锐的地区，一些不甘心利益受损的土豪劣绅，开始铤而走险。他们利用宗族关系和对佃户的影响力，散布谣言，声称“摊丁入亩”后朝廷会加租加税，最终负担还是会落在佃户身上，煽动不明真相的佃农聚集闹事。在北首隶河间府，当地豪强赵半城煽动数百佃农，手持农具，冲击县衙，打伤清丈官吏，焚烧田亩册籍。在湖广黄州府，几个大地主联合起来，组织乡勇，公然武装抗拒清丈队伍，甚至设下埋伏，袭击了卢象升派去弹压的一小队官兵，造成伤亡。
商人：阳奉阴违，消极抵抗
囤积居奇，扰乱市场：新政对盐铁专卖的改革，特别是降低盐引门槛引入竞争，触动了传统盐商的巨大利益。扬州、杭州等地的大盐商们表面遵从，暗地里却联手囤积食盐，制造市场恐慌和短缺，抬高盐价，将民怨引向新政。同时，他们利用庞大的商业网络和资金优势，对新出现的、获得盐引资格的中小商人进行打压排挤。
贿赂胥吏，规避商税： “火耗归公”虽断了地方官私自加征的路，但商税的征收环节依然存在漏洞。大商人们凭借财力和人脉，大肆贿赂负责征收商税的税吏，通过做假账、瞒报营业额、以次充好等手段，千方百计偷逃税款。在运河沿岸的钞关，税吏与过往富商勾结，瞒报货物价值、数量，中饱私囊的现象依然屡禁不止，洪承畴派出的巡查御史面临重重阻力。
抵制银元，暗中破坏：对于皇帝大力推行的“一元银币”系统，大商人们出于对新货币体系的不信任和对旧有白银交易体系（方便他们操作）的依赖，普遍采取抵制态度。在交易中，他们或拒绝接收银元，或故意压低银元兑换散银的比例，试图阻挠银元的流通。更有甚者，暗中收购新铸银元，熔铸成银锭或私铸劣币，扰乱金融秩序。
卫所武将：拥兵自重，阴结地方
纵兵为匪，劫掠地方：一些早己腐朽不堪、形同匪巢的卫所，其军官本身就是地方豪强或与之勾结。新政推行，特别是清丈田亩触及了他们侵占的军屯田和非法占有的民田。在陕西榆林卫，指挥使张悍山公然纵容手下兵卒，假扮流寇土匪，袭击了前往当地清丈的户部官员队伍，抢走册籍，杀伤吏员，制造混乱，试图嫁祸于流民。在西川成都右卫，都指挥佥事勾结当地豪强，抗拒清丈，并威胁派去弹压的曹变蛟部将，声称“边军不稳，若强逼恐生大变”。
消极怠工，阳奉阴违：更多的地方卫所军官，虽不敢公然对抗朝廷大军，却采取消极怠工的态度。对于总督各省军务的孙应元、满桂、赵率教等将领的命令，他们表面遵从，实则推诿拖延，不肯全力配合新政的武力保障。在弹压地方骚乱时，往往姗姗来迟，或者出工不出力，坐视事态扩大，试图给新政抹黑，证明新政“扰民”、“生乱”。
底层胥吏与地痞流氓：最后的疯狂
胥吏的末日狂欢： “火耗归公”如同断了无数基层胥吏的命根子。一些自知末日将至的积年老吏，在最后时刻变本加厉地敲诈勒索。他们利用手中仅存的权力和新旧制度转换的空隙，在征收正税时巧立名目，百般刁难，甚至故意拖延不办，逼迫百姓行贿。在山西某县，户房书吏在清丈田亩时，故意将良田记为劣田或少记亩数，以此向地主索贿；又将贫瘠之地多记亩数，向无力行贿的贫民勒索。
地痞的趁火打劫：新政带来的社会动荡，给了地方上的地痞流氓、无赖青皮可乘之机。他们或被心怀不满的士绅豪强暗中收买，或纯粹为了趁乱捞取好处，西处煽风点火，造谣生事，甚至冒充乱民冲击官府、抢劫富户（有时也抢劫贫民），进一步加剧了地方的混乱。在江南某些市镇，地痞流氓打着“反加税”的旗号，冲击新设立的税卡，打砸店铺，扰乱市场秩序。
浊浪滔天，阻力重重！新政的每一步推进，都伴随着激烈的对抗和淋漓的鲜血。帝国的肌体，在新旧力量的猛烈撕扯中，发出痛苦的呻吟。
